如果回去会被笑话

最初，她们都并非直接修筑成昆铁路，而是到了东川修铁路。

“当时云南就3个市，昆明、东川、个旧，我们听说要到东川，很激动，东川对我们来说，就是城市。”姑娘们坐着解放牌大货车，在曲靖住了一晚，第二天赶到了目的地。赵家菊记得，大伙儿当时在车上又唱又闹，欢声笑语没停过，“我们唱东方红，每个人都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可以在城市工作了。”

“车子停了，说这就是东川市，我们都不相信，还没有我们县城好，太差了，地上都是牛粪马屎。”赵文英说，当车子最终停在柳树湾这个当时的小山村，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姑娘们低着头，含着眼泪。这里与她们心目中的城市一点都不搭边。

朱培英则到了功山一个名叫夹马槽的地方，“当年那里还不如我们家乡，大家说我们下工地要四脚并起，上来要四脚爬起。”要强的朱培英悄悄躲着哭，没让别人看到。

她们住在老乡家，每人领了一块床板当床，食堂是草棚搭的，洗漱用水都是柳树河的水，周日需要背柴。

尽管不是军人，但她们依然要遵守三大纪律，每天上早操。

刚开始，姑娘们做的是打石碴的工作，每人每天打一方石碴，因为没掌握巧劲，大家手上全是血泡。“后来挑土方，从山坡脚挑土到铁路上填路基，男的挑三立方，女的挑一个半立方，填了要夯实。”赵家菊说，无论她们在肩膀上垫几个垫肩，衣服都会磨烂，肩膀都会磨破，“年龄最小的那几个开始哭，这比在家种地苦太多。”

环境的艰苦、工作的艰辛，让不少人打了退堂鼓。

“但没有一个女工退出。”谢首南回忆。

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农村女性做出背井离乡的决定十分艰难。一旦做出，就必须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

赵家菊也咬着牙根：“说实话，那时候想是想走，但不敢行动，再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出来，很多人看不起我们，如果回去就会笑话我。”

每人扛100公斤水泥

1965年9月，她们全部转战成昆线河西隧道。

“这才是最累最苦的时候！”赵文英说，她们出来修铁路， 总有很多时候觉得这是最累最苦的时候，但往往后面的工作又会更累更苦。刚开始时，赵文英她们负责洞外作业，制作预制块，“这个工作的辛苦程度和挑土方差不多。”

“我们15班第一个报名进洞，还连续评了三年的五好班。”赵家菊当年是15班的班长，当时打隧道分上下道坑作业，因为下道坑有水，所以女子全部在上道坑里作业，“我们要支拱架，在里面灌砂浆，还要防着塌方。”

要灌的砂浆是她们自己背上山的，“那时大家都瘦，最胖的也就55公斤，我体重48公斤，一次背两包共100公斤的水泥。”赵家菊说，班里有两个又瘦又小的女工，只有40公斤，也每次都背两包。

她们还需进洞打风枪，“风枪20公斤重，我们用不动，就紧紧贴在胸口，手托住把，要用胸部和双手的力量来打土。”赵家菊和赵文英比划着当时的动作。

“你们年轻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还有人偷偷加班。”赵家菊说，每次下工时，总有两名女工不走，“后来我们才知道，她们偷偷接着上下一个班。”最后，全部人都开始加班，“班长更要加班，上了白班上夜班。”

就这样，500米的隧道8个月完工了，而通常这需要一年半的时间。随后，她们又参与了铺轨架桥。

2005年，她们在河西隧道合影。她们希望趁着还能走动重走成昆线，纪念逝去的青春和曾经的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