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梅翻看夫妻二人的影集，墙上贴着他们的结婚照。

吴国良工作中总是冲在第一线

“小国良走了，可惜了！”79岁的周慧枝站在自家新建的大门前，要是没有吴国良三番五次地劝说，她家至今还住在危房里。

 汤丹镇的农村危房改造接近尾声，很多村民入住或即将入住新房，年底就能脱贫摘帽开启新生活。就在这个时候，4月26日下午，东川区汤丹镇扶贫办副主任吴国良所乘的车辆坠下山坡，32岁的生命定格在扶贫途中。吴国良走的那一天，要去4个村子检查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兑付情况。

 吴国良的父亲吴正云悲痛地说：“他活着是我的儿子，死了是我的榜样！”

 讲述人：杨钦

 身份：汤丹镇扶贫办工作人员

 每天领着我们跑百余户农户

 5月18日，杨钦坐在办公室电脑前，手拿一大一小的两张表格，上面记载着东川区汤丹镇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推进情况。其中一张是去年9月前汤丹镇的情况，农村危房改造开工率、竣工率都不太理想，另一张是今年的数据，开工率、竣工率、入住率都让人满意。

 这个变化，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吴国良的到来。2017年9月吴国良出任汤丹镇扶贫办副主任。汤丹全镇26个村，有6个村镇的8233人需要异地搬迁，20个村的4458户人家需要进行农村危房改造。

 之前，吴国良任汤丹镇党政办主任、中和村党支部书记，虽然也负责扶贫工作，但毕竟只是一个村的扶贫工作。到任后，他带着扶贫办的工作人员白天在外面挨家挨户核实情况，晚上把数据统计出来。“我跟他跑了两三个星期，把全镇都跑了一遍，每天差不多要跑一百多户。”杨钦说，那段时间吴国良经常整夜加班，与其他同事一起清洗数据。到任一个月后，吴国良把全镇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了。

“他是一个风趣幽默、开朗的人，和同事相处比较好。”杨钦说，春节收假的头天晚上，吴国良在群里给大家发红包时还幽默地祝福：“单身的找对象，有对象的结婚，结婚的生娃。”

 讲述人：周明

 身份：汤丹镇副镇长

 国良走了后还习惯性地@他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国良才无意中跟我说起，在做大数据清洗的那两天，他在尿血。”周明回忆说，“听他这么说我真的很愧疚，他是带病坚持工作啊！”

 2015年，医生诊断吴国良患有慢性肾炎，交代他不能太过劳累，可他干起工作却还是个“拼命三郎”。

 周明是汤丹镇副镇长，分管扶贫等工作，与吴国良打交道比较多。吴国良任汤丹镇扶贫办副主任后，周明要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危房改造上。于是吴国良经常下村入户，向村干部、群众讲解政策。

 通过吴国良等人的努力，汤丹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推进顺利，竣工率达85.1%，入住率达到51.3%。6月30日前有望完成全部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周明说，吴国良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人，刚接手农村危房改造便报了土木工程网络课程。

 吴国良还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去各村时都会了解危房改造的推进情况，回来后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商讨，然后再去做村民的工作。“我们有个工作微信群，每次工作结束后我都要@一下国良。最后一次@他是在他走了之后，过了几秒我才反应过来他已经走了，不可能回复我了，那种心情是很悲痛的。”周明说。

 讲述人：张仕荣

 身份：竹山村党支部书记

 希望出更多国良这样的好干部

 至今，汤丹镇竹山村党支部书记张仕荣的手机里还保留着吴国良给他拨的最后一个电话：4月26日下午3时45分，只讲了40多秒。那天，吴国良要到大地坡村、达朵村、三家村和洒海村对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兑付情况进行检查。

 吴国良一行人来到达朵村时是午饭时间，这里是他老家，父母都生活在此。家里原本准备好了饭菜，但时间有限，吴国良只在村里的食堂草草吃完就开始工作了。

 张仕荣接到电话时，吴国良说他从达朵村出来，顺道看看竹山村的产业情况。

 去年4月，东川区政法委争取北京市朝阳区支持竹山村帮扶资金120万元，用于竹山村发展生猪养殖。同时群众用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资金等筹集了30万元资金入股。张仕荣说，养殖基地从选址规划、建设到投产，整个过程都是吴国良在牵头。

 年底，养殖基地的分红就可以作为村民脱贫的收入来源。“希望涌现出更多国良这样的好干部，带领贫困山区脱贫致富。”张仕荣说。

 讲述人：李梅

 身份：吴国良的妻子

 我们想年底脱贫了再要小孩

 吴国良家里，他平时加班的电脑前还摆放着《昆明市东川区脱贫攻坚责任书》和写满工作日志的笔记本。电脑对面靠角落的地方，几个凳子摞在一起，上面放着几大袋药，有海昆肾喜胶囊、黄葵胶囊、厄贝沙坦片等，这些是吴国良常吃的。

 李梅和吴国良2010年结识，那时她刚到拖布卡中学工作。两年后，吴国良到汤丹镇政府工作，李梅也去了汤丹镇，被分配到弯腰树村驻村。

 2014年李梅和吴国良结婚。

“他是个不懂浪漫的人，别人妻子的生日、情人节，都会收到花和礼物，国良从没送过我。”李梅说，“他只会经常鼓励我要爱学习，不要怕苦。从认识那会起就为我报考各种考试，买各种书籍。”

 李梅说，自从吴国良负责扶贫工作以来，两人见面的时间很少，有时一整天也不打一个电话。就算是周末，吴国良很多时候也得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

 吴国良的家里，沙发上摆放着很多毛绒玩具。夫妻俩都喜欢孩子，但在繁重的脱贫攻坚压力之下，他们俩没时间考虑这事。吴国良曾对李梅说，等年底东川区脱贫了，再要小孩。

 一天晚上，吴国良对妻子说，他和同事聊起要小孩的事，两家约着一起要，同事家的就叫小脱贫，自家的就叫小攻坚。

“我会坚强勇敢地走下去，会用我个人的力量，把这个家撑起来。”李梅说。

 （记者 杨质高 文 杨铮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