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人的朋友圈常常流传“吃菌会看见小矮人跳舞”“三个小矮人喊你打麻将”“每个云南人都有一个吃菌中毒的朋友”等段子。

　　吃菌有风险，吃时要谨慎。

　　尽管如此，每当菌子上市，云南人就开启了“约菌”模式，一听到吃菌，大家都双眼放光。

　　菌子好吃，但价格也不便宜。

　　“科研要为经济社会服务，才能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看到建档立卡户群众通过种植羊肚菌走上致富之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重点实验室主任杨祝良显得非常开心。

　　让科研成为致富法宝

　　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的群山中，杨祝良带领一支由数十人组成的野外考察队正在进行真菌考察，出发前携带的蔬菜已经吃完了。

　　这时，考察队有成员说：“杨教授，你专门研究菌类，今天我们就地取材，让大伙吃上一顿菌子。”杨祝良笑了笑，没搭话。

　　没想到这个提议提出来后，引发了考察队成员的热烈响应，看到大家伙的兴致高涨，杨祝良不忍拒绝。

　　他说：“我带你们捡菌子去，但你们一定要听招呼，所有捡到的菌子都要经过我检查，不小心吃到毒菌就糟糕了。”

　　在他的指导下，大家都享用了一顿美味的大餐。

　　野外考察是一件极其耗费体力的事情，有时还常常与危险相伴。

　　有一次，他们同样到野外考察，前一天从桥上经过，第二天回来，桥已经被洪水冲走，不得不绕行了很远的山路。

　　还有一次，因为考察地海拔较高，半夜里，杨祝良突然出现高原反应，他赶紧起身找出随身携带的药吞服后才有所好转。

　　在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之前，原来的标本馆有5万余份标本。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和研究团队经过艰辛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现在标本馆所存标本已经达到了10万余份，成为了中国第二大真菌标本库，为真菌研究积累了非常有价值的科研材料。

　　走进真菌标本库，杨祝良打开一个存放标本的抽屉说道“这是一份鹅膏标本”。

　　在装着标本的袋子，记者注意到上面标注着69740号，来自丽江玉龙雪山，海拔2974米处。

　　在采集标本的同时，杨祝良还加大科研服务经济社会的力度。

　　他和研究团队采集了3000多株羊肚菌菌株，进行多次优化，选育出10余株菌株，经过种植试验之后，这些选育出来的羊肚菌优良菌株亩产可达150—200公斤，收益可达1万到1.5万元。

　　怒江州贡山县是深度贫困县，杨祝良团队在这里开展羊肚菌栽培技术培训，指导独龙族、怒族40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了1170亩羊肚菌，实现了产业脱贫致富目标。

　　迄今为止，他们在全国累计示范栽培16800余亩，帮助企业和农户增收1.5亿余元。

　　杨祝良与真菌打交道已长达30余载，走遍了云南乃至中国的山山水水，他创立了中国高等真菌分布格局成因理论，被人们敬称“蘑菇先生”。

　　实际上，杨祝良从事菌类研究，还得从他第一份工作说起。

　　难忘的求学路

　　1983年，杨祝良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从事植物学研究。

　　当时，他到野外考察，看到雨林中到处是蘑菇，他问同行的人员这些蘑菇的名称，都说不知道。去问当地老百姓，同样也不知道。尽管真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和生态价值，但人们对真菌了解并不多。

　　杨祝良决定将精力从植物学转移到真菌学，因此，他报考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等真菌与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真菌学家臧穆先生。

　　毕业后，臧穆先生告诉他，你要想走得更远，就应该到国外去开拓眼界，学习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技术。

　　于是杨祝良提交了去德国留学的申请，虽然同时申请的有10余人，其中不乏优秀学子，他还是幸运地过关了。

　　为了实现科研梦想，他前往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一年的时间强化学习德语和英语，并顺利通过语言考试，正式成为了德国图宾根大学的一名学生。

　　当时，他把自己在国内研究的成果展示给导师看，导师看了之后，平静地说：“你可以做得更好。”后来他从内心深处觉得导师的话太谦虚了，在德国求学所学到的，对今后科研的帮助远不是“做得更好”而已。

　　虽然他通过了德语考试，但到德国后发现，自己的口语水平仍然难以适应学习交流。

　　为了提升他的口语水平，导师特意安排两名德国同学和他一间办公室，但一到休息时间，这两名德国同学就跑到别的办公室喝茶喝咖啡去了。

　　语言、饮食各方面的文化差异，让他一时之间无法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学习环境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科研，在工作学习上赢得别人尊重，要么争口气，要么被冷处理，于是他更加勤奋了，一个周有6天半的时间在做科研，剩下半天时间购买生活用品。就这样，天天泡在实验室，一泡就是两年。

　　第三年，导师开始邀请他到家里过圣诞节。

　　他的德国同学告诉他：“导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平时从不邀请学生到他家里去。”

　　在德国留学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杨祝良在做鹅膏菌研究，一名荷兰专家和一名美国专家邀请他去荷兰做研究。

　　杨祝良爽快地答应了，到荷兰后，3人邀约一起吃饭，在等待上菜的过程中，杨祝良提出“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伴随着细胞死亡，动植物是这样，真菌也是这样”的观点，两名专家不赞同，由此，3人之间发生了学术争吵，饭也没吃成。

　　杨祝良回到德国后，导师问他：“你在荷兰‘玩’得开心吗？”

　　他把经历告诉了导师，导师对他说：“你做一个实验让我来看。”

　　在杨祝良做的实验中，导师肯定了他的观点。

　　导师鼓励他，不能囿于一方小天地，做科学研究要敢于质疑、敢于挑战权威，才能推动科研发展。

　　在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时，学校会把毕业论文在校园内公示一个月，如果没有人质疑，学校才会通知答辩，否则进入不了答辩环节。

　　杨祝良的论文交上去后，一个月的时间早就过去了，但他仍然未收到答辩通知。

　　后来，导师突然通知他答辩，并告诉他原因。原来，导师是在等一名荷兰真菌研究专家的回复，在上世纪90年代，邮件尚未普及使用，通信大多得靠邮政信件，来往比较费时。

　　导师收到荷兰真菌研究专家对他的论文给予肯定的答复后，才通知他进行答辩。

　　答辩后，杨祝良的成绩单上，评语是德语，成绩却用拉丁文写出，拉丁文代表了博士答辩的最高成绩。

　　永远的“中国心”

　　1997年底，杨祝良从德国留学回国后，没有任何科研经费，他一连写了几份科研经费申请书，由于经费审批需要一个过程，他就一边自费做研究一边等回音。

　　就在这期间，他收到了一封图宾根大学的来信，打开信看到一半，信中的内容让他激动万分。

　　原来，他获得了学校优秀博士论文奖，校长要亲自为他颁奖，这是学校给出的最高赞誉。

　　杨祝良因科研任务繁忙抽不开身，刚好有同学在德国，学校也允许代领，就请同学帮了这个忙。

　　随后，他申请的科研经费也审批下来，他把全身精力投入到项目研究中。通过几年的努力，在国内外同行的支持下，2005年，他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并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直到今天，导师的影响仍伴随着他。

　　现在，杨祝良已经培养了40余名硕士生和博士生，每次杨祝良都会提醒他们，做研究就要敢于质疑。

　　做出成绩后，邀请他参加会议的信函像雪花一样飞来，但杨祝良并不想成为“空中飞人”。

　　他说：“科研靠的是实干精神，如果我每个会议都去参加，哪里还有精力搞研究？”

　　在致力于科研的同时，杨祝良还关注了云南多种常见的有毒蘑菇，为了降低老百姓吃菌中毒风险，他通过电视、讲座等各种途径，普及毒蘑菇识别及中毒防治知识，并总结出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鞋的野生菌不能吃”“黄罗伞和白罗伞不要吃”等安全吃菌黄金法则。

　　2017年1月，他主动牵头编写和印刷了“云南常见毒菌（毒蘑菇）”宣传画，用于云南广大地区免费宣传。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西汉著名词赋家枚乘《七发》中的名句。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要弄清楚山川地理的情况、对草木名称及本性进行透彻研究。这8个字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所训，杨祝良已经把这种科研精神融入到云南的山山水水中。

　　云南网通讯员 何家票 吕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