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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怒江!农民日报这篇《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把焦点投向了云南
发布时间:2021年02月26日 18:03:00  来源: 农民日报

  原标题:【农民日报推出《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⑬】怒江!怒江!

  为庆祝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记录这一光辉历程,从2月18日起,农民日报连续推出《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摆脱绝对贫困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高高树起的不朽丰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经过8年持续奋斗,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为见证、记录这一伟大历程,农民日报派出30余名骨干记者,深入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蹲点采访,把镜头对准深贫地区,把笔触聚焦战贫一线,充分展现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带领人民实干苦干、摆脱贫困的生动实践,深情讲述贫困群众自强不息、奋力战贫的感人故事,努力呈现全体人民共襄盛世、同享荣光的美好图景。

  这组系列报道共有14篇,充分运用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将新闻性、政论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全景再现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波澜壮阔的减贫历程,深情书写中华民族脱贫奔小康的伟大史诗。

  【《特困片区脱贫记》系列报告文学】

  滇西边境山区篇:怒江!怒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朝民 刘杰

  【导读】

  激流拍岸,远山和鸣,世代生活在怒江之畔的人们正亲历着一连串历史的巨变:攀梯溜索的揪心日子一去不返,一条条公路与隧道联通了大山外的广阔世界;刀耕火种的老生计脱胎换骨,一座座大棚与工坊验证了密林里的致富良径;目不识丁的旧时光泥牛入海,一间间学校与书屋见证着深谷中的志智飞跃;人畜混居的穷光景改换新天,一幢幢新居勾勒着平地上的安乐生……

  序章

  “怒江的水来自哪里,

  来自茶马古道你的脑海里;

  母亲的爱来自哪里,

  来自云雾山村你的怀抱里;

  怒江的月亮来自哪里,

  来自高黎贡山你的梦里;

  母亲的太阳来自哪里,

  来自碧罗雪山你的眼睛里;

  怒江,怒江,怒江大峡谷。”

  ……

  《怒江大峡谷》这首歌,描绘的是中国西南边陲一个令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地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这里,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和云岭山脉4座大山并肩高耸,独龙江、怒江和澜沧江3条大江奔流不息,形成了“四山夹三江”的地理奇观,被称为“地球褶皱”。

  这里,居住着55.7万人,90%以上是少数民族,包括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等22个少数民族;62%是新中国成立后直接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

  这里,贫困与山区犹如“孪生兄弟”,98%以上土地为高山峡谷,贫困发生率曾高达56%,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是中国脱贫攻坚大决战中的“上甘岭”。

  怒江之贫,贫在“地势”,山高谷深、狭窄陡峭、江河纵横,看天一条缝、看地一道沟,出门靠溜索、种地像攀岩。

  怒江之困,困在“交通”,它是全国唯一的无高速公路、无机场、无铁路、无航运、无管道运输的“五无”州市。

  怒江之难,难在“直过”,4个主体民族中就有3个“直过民族”,全州29个乡(镇)中有26个是“直过区”。

  怒江之坚,坚在“叠加”,集山区、边疆、民族、宗教“四位一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区共通的致贫原因,怒江都有。

  受特殊的自然、历史、社会、交通等多种因素制约,怒江州始终未能摆脱千年之困。贫困与落后如影随形,各族人民头上那顶写着“绝对贫困”的帽子,一戴就是半个多世纪。

  直到21世纪初,展示在世人面前的,仍然是激流翻卷、夺路狂奔的“野性怒江”:江水之上,是一根根从历史深处穿越而来的溜索,还有一条条颤颤悠悠、记录岁月的吊桥……

  滑坡、塌方、泥石流……怒江大峡谷以它特有的语言向人类求救:为大山子民寻找一块新的栖息之地,重建幸福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怒江儿女。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昆明亲切会见贡山县独龙族干部群众代表时,提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2014年1月、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给独龙江乡亲回信,鼓励大家“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2017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怒江是全国四个贫困重点地区之一,要采取一些超常的办法推动脱贫。

  一场由国家力量推动的伟大脱贫攻坚决战在怒江打响,为怒江实现“日月换新天”注入强大的外部动力——

  加大资金投入。中央和省级财政整合资金,持续增加对怒江州的扶贫资金投入。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至2019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怒江州的扶贫资金约330亿元。

  聚合帮扶力量。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以来,广东珠海市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3.6亿元;作为怒江的定点扶贫单位,中交集团、三峡集团、大唐集团三家单位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1亿元。

  突破发展瓶颈。通过整合资源,先后投入234.2亿元,推进高速公路、国省道改扩建以及乡(镇)、村组公路建设,行政村公路硬化率达100%,“过江靠溜索”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上下同欲者胜。

  多年来,怒江州委、州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突出“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推进“志智双扶”,全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截至2020年11月底,怒江州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实现“一步跨千年”:26.96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4个深度贫困县全部摘帽,创造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实践”。

  2020年年末,我们踏入怒江大峡谷。在欢快的歌声中,勃勃生机扑面而来。在决胜脱贫攻坚的不懈实践中,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以奋斗为实的主色调,绘就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旗帜

  位于怒江州最北端的贡山县,有一片秘境,名叫独龙江乡。这里生活着怒江州最为特殊的“直过民族”——独龙族。

  驱车从贡山县城前往独龙江乡,车外云雾弥漫,前方是一眼看不到头的层峦叠嶂。司机师傅说,即便在贡山当地,也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到过独龙江大峡谷,因为太险了!

  进山后,我们扎进了原始森林,手机信号时有时无。路面虽然平整,却曲折蜿蜒,一边是高黎贡山,一边是万丈深壑,令人直犯嘀咕。

  经过三四个小时车程,我们有惊无险地抵达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孔当村。视野迅即开阔许多,道路宽敞整洁、建筑特色鲜明、人气骤然高涨,俨然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小镇。

  如今的独龙江乡一角。资料图

  眼前的一切很难让人相信,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独龙族群众还过着“砍刀开路、攀藤附葛”的艰辛生活。高山大川阻隔、每年有半年时间大雪封山,这里一度成了遗世独立的“孤岛”。

  独龙江乡的巨变,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高德荣。

  1954年,高德荣出生在独龙江乡一个贫苦家庭。在小学、初中同学的记忆里,高德荣小时候背毛主席语录最积极,而且能说会道,是班里的文艺活跃分子。

  18岁那年,高德荣考上了怒江州师范学校,从人马驿道走出了大山。在校期间,高德荣表现优异,毕业后便留校担任团委书记。尽管前途一片光明,高德荣却在4年后主动辞职,回到独龙江乡,成了巴坡完小的一名普通教师。

  “独龙江很落后,家乡更需要我。”高德荣说。

  回乡后,凭着能吃苦、觉悟高、干实事的特质,高德荣从小学教员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独龙江乡乡长、贡山县副县长、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与县长。其间,他不是带着群众架桥修路、发展产业,就是到上级部门跑项目、争资金。

  1999年,在高德荣的四处奔波和多方努力下,投资1亿多元、全长96公里的独龙江简易公路正式通车,终结了独龙江不通公路的历史。除去大雪封山,从乡里到县城的路程由7天缩短为七八个小时。

  7年后,高德荣当选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本是一件大好事,高德荣却高兴不起来。“把我调到州里边工作,离开贡山和独龙江,我就相当于没有根了。天天坐办公室,我能做什么?”高德荣说。任命当天,高德荣就把办公室钥匙退了回去,毅然返回贡山县。

  2010年,为了让独龙族群众早日实现脱贫梦想,高德荣主动要求回到独龙江乡,担任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扛起了带领独龙族群众脱贫攻坚的重担。

  多方帮扶下,独龙江乡完成了安居工程。住房问题解决了,但独龙江半年大雪封山的状况,依然无解。如何破题?高德荣开始盘算着在山腰上打一个隧道。于是,他翻山越岭,四处考察,条件艰苦时,甚至借住牛棚,夜宿江边。上天不负苦心人,隧道计划终于变成现实。

  2014年,独龙江隧道建成之际,独龙族人民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乡亲们沸腾了。当年4月,独龙江隧道建成通车,结束了半年大雪封山的历史,3个小时可到县城。

  2014年5月,高德荣退休。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他,仍然作为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夜以继日地往来于农户间,奔走在施工现场。

  高德荣徒步考察产业推进情况。资料图

  2015年1月20日,高德荣作为贡山县干部群众代表,在昆明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备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对高德荣说:“您是时代楷模,不仅是独龙族带头人,也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有你们带动,独龙江乡今后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2018年,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1000多户群众全部住进了新房,所有自然村都通了硬化路。种草果、采蜂蜜,乡亲们收入增加了,孩子们享受着14年免费义务教育,群众看病有了保障……

  当地群众委托乡党委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的喜讯。2019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给乡亲们回了信。

  摆脱贫困,过上美好生活,这是独龙族同胞一直以来的期盼。如今,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独龙族今天的一切。高黎贡山高,没有党的恩情高;独龙江水长,没有党的恩情长。”高德荣说。

  变迁

  她,是最后一批接受文面的亲历者;她,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者;她,是脱贫攻坚成果的受益者;她叫李文仕,今年75岁,是独龙江乡迪政当村人。

  初见李文仕时,她正在古色古香的扶贫车间里编织独龙毯。随着她灵巧的手指上下翻飞,倾泻而下的纱线片刻间被揉成了一道彩虹。

  见有人来访,李文仕停下手中的活儿,示意我们坐下,用独龙语饶有兴致地聊起了家常:“地里有活我就种庄稼,没活了我就来这里织独龙毯,或到乡里赶集卖独龙毯;晚上和几个好姐妹,到村里的广场上跳舞;有时碰上游客,我就陪他们聊天……除种地和织独龙毯外,每年还能从政府领到几千元的补贴。”

  “这样的幸福生活,在以前我做梦都不敢想!”李文仕说。

  六七十年前,独龙族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修剪头发用砍刀铡”“有能力才有茅草屋住,没能力的只能住山洞”“树叶蔽体,吃不饱、穿不暖,雪地里光着脚找吃的”……李文仕就出生在这样物资极度匮乏、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中。因为在新年出生,父母给她取名“色松”。

  12岁那年,她到邻村的龙元小学读书,并由老师取了现在的名字。然而,因为缺少劳动力,第二年家人就不让她读了,本想好好读书的李文仕因此哭了好几天。

  也就是这一年,李文仕接受了独龙族特有的仪式——文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面已被禁止了。不过,囿于自己的母亲是文面师,李文仕不得不顺从母亲的意愿,成了独龙族最后一个接受文面的女子。为何要文面?有学者指出,这种仪式始于唐代,目的是防范女性被掳掠为奴。

  “文面仪式是母亲主持的,她先用削尖的竹签扎我的脸,疼痛难忍。扎出图案后,再将锅灰汁敷在上边。文面后脸肿得很大,过了三四天才慢慢消下去。”李文仕表情凝重。

  中断学业后,李文仕在家人的耳濡目染之下,慢慢掌握了种植、织布、采药等技能,有时还会帮父亲干活挣工分。再后来,她做过乡村医生,曾两次步行到当时的怒江州府所在地,代表独龙族妇女参加会议。

  28岁时,李文仕与李文正恋爱了,并成了家。夫妻俩生了3个女儿,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静生活。在夫妻俩的见证下,独龙江乡悄然发生着变化。

  巨变始于2010年。

  那一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启动独龙江乡“整乡推进、整族帮扶”项目。随着安居温饱、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六项工程的实施,李文仕看到眼前的变化,喜出望外。

  最让她感到荣光的是,2015年,她在昆明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她说,当时激动得都说不出话来,只好用独龙语向习总书记唱起了感恩歌,以此表达对党的感恩之情。

  目前,李文仕的3个女儿均已成家立业,她和老伴随三女儿李玉花一起生活。在宽敞明亮的安居房里,冰箱、彩电、电磁炉等家电一应俱全,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照。

  李文仕的幸福生活。资料图

  “再也不用担心谁会饿死了!”李文仕笑着说。

  说着说着,李文仕的手机响了。她从口袋里掏出智能手机,轻按一下,接通了电话。挂断电话后,李文仕对我们说,平时她了解村里的大事小情,主要就是通过微信。如果想念在外地读书的孙子,就用微信与孙子视频通话,很方便。

  谈到文面女的身份时,李文仕说:“以前因为文面,总觉得害羞、自卑。但现在国家很关心文面女,说是一种文化,每年还专门给我们发生活费;乡里还给文面女建了健康档案,定期为我们开展医疗义诊服务。公路通了以后,经常有外面的人来看望我们,我也慢慢地不怎么害羞了。”

  如今,像李文仕一样生活在独龙江畔的最后一批文面女,大多在75岁以上。她们是历史变迁的“活化石”,岁月留在她们脸上的不只是独特的面纹,还有独龙族人民翻天覆地的印迹。

  求学

  反贫困,教育是通往彼岸的渡船。

  李金明是独龙江乡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1967年,李金明出生在迪政当村。上小学时,李金明每天放学后,都要抱着哥哥家的娃娃,去江边寻找猪食或者柴火。即便如此忙碌,他对上学仍乐此不疲。

  小学毕业后,李金明考到贡山一中读初中。由于离家远,再加上大雪封山,一年只能回家一次。山路不仅崎岖,还很可能会遭遇野兽侵袭。所以每次回家,他都约几个同乡的同学一起,带着干粮、独龙毯、塑料布等物资,白天赶路、夜宿野外,六七天才能到家。

  在贡山读书,条件异常艰苦。学校宿舍是竹篾房,冬天四处灌风,只能靠烧柴火取暖,生活费大多来自勤工俭学。

  “爸爸靠背东西、跑运输,每年只能挣10块钱左右。我每个月交够150斤柴火,能换3块钱伙食补贴。当时读书全是靠国家扶持,家里一分一厘都负担不起。”李金明说。

  生活是苦了点,但李金明在学习上却丝毫没放松。“出来不容易,那时我心里是下定决心,要冲出独龙江!”

  1982年,李金明被学校选中,作为独龙族学生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夏令营。“当时我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老师们为我缝制了一件民族服饰。就这样,我去了北京,真的很高兴。”李金明说。

  到北京后,李金明见到了其他55个民族的学生代表,参观了天安门、故宫、天坛,眼界瞬间开阔了。李金明暗自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中考时,李金明毅然在志愿上写下“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几个字。那一年,他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但等了两个月,仍未收到通知书。李金明以为名落孙山,很失落。

  当年10月的一天上午,云南省教育厅招生办突然接到中央民族大学附中的电话,对方很纳闷:“我们明明录取了一名怒江的学生,可开学都一个多月了,为啥没见人报到?”

  电话很快打到贡山,几经周折,李金明才收到了迟来的喜讯。他背上干粮即刻出发,7天后才到达贡山。拿上学校资助的120元钱,他终于踏上了京城求学之路。

  而那张录取通知书,直到次年10月才到了李金明手里,此时他已经在北京上学快一年了。

  原来,当时由于大雪封山,通知书无法送进独龙江乡,第二年5月,通知书才送到家里。父母担心李金明没有通知书在学校不方便,又把通知书寄回了北京。

  后来,李金明如愿考上了大学。1990年7月,他从云南民族学院(现更名为云南民族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

  现在,李金明已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民族文化、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重点研究独龙族,出版著作13部,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

  回望求学路,李金明虔诚地说道:“没有共产党的关怀和政策,我不可能从独龙江走出来,成为一名大学生。”

  与李金明相比,“90后”独龙族姑娘李英的求学路可谓平坦。

  李英在贡山县城读书时,独龙江公路已建成,进出大山相对容易。到甘肃兰州读大学时,尽管她回家的路是班里最远的,但她却一点也不觉得苦,因为此时独龙江乡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走在路上看到的都是希望。

  2020年,从西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李英果敢地选择回到独龙江乡,在迪政当小学当一名老师。

  李英所在的迪政当小学的孩子们。资料图

  “读书改变命运,是最体面的逆袭方式。现在的独龙江,再没有人不重视教育了。”李英说,近年来,为不让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孩子掉队,贡山县开出丰厚的“大礼包”,高薪引进优秀紧缺人才,一批批优秀教师纷纷扎根独龙江。

  实践表明,只有好老师才能教出好学生。截至目前,独龙族已经有了3名博士研究生、2名硕士研究生、29名本科生。独龙江乡适龄儿童入学率100%、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为零。

  独龙江乡是教育扶贫的缩影。2016年以来,怒江州突出“控辍保学”,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健全各级教育奖励补助机制、建立从学前2年到高中阶段全过程覆盖的学生资助体系、落实各学段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的资助政策。在整个怒江州,受益学生已近10万人,有效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

  医者

  “凡为医者,遇有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面对看病难的现实,乡村医生邓前堆冲锋在前,无问东西,只为苍生。

  邓前堆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在福贡县石月亮乡,拉马底村被怒江分为西岸和东岸。1964年,邓前堆出生于村东岸。彼时,往来两岸只能靠溜索,加上医疗基础薄弱,看病很不方便。

  1983年,初中毕业的邓前堆跟哥哥去缅甸做生意,途中突然染上了痢疾。回到村里,邓前堆在诊所躺了4天,更从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里体会到了什么叫看病难。

  当时给邓前堆看病的乡村医生友向叶问邓前堆:“生病痛苦吗?你想不想当医生?”邓前堆觉得自己从未学过医,也没啥基础,不敢奢望。友医生见他不嫌乡村医生工资低,既上过初中,又有心从医,便向村干部汇报了此事。

  经乡卫生院批准,邓前堆拜友医生为师,正式成了一名乡村医生。“这是一辈子的事,不能半途而废!”时任拉马底村党支部书记、乡卫生院院长说的这句话,后来成了邓前堆的座右铭。

  当上乡村医生后,邓前堆遇到的第一个大障碍就是过溜索。

  早期溜索,竹篾滕缠,由三根擀面杖粗的溜绳拧成一股,固定在峡谷两岸的大树或岩石上,倘若没有大树与岩石,则就地打桩拴索,利用山崖的高低落差溜到对岸。因滑溜索而坠江伤亡,在当地并不鲜见。

  第二年,邓前堆克服困难,学会了滑溜索过江。有一次,因速度过快,他的右腿撞在固定溜索的岩石上,一个多星期不能走路。伤势痊愈后,邓前堆非但没有害怕滑溜索,反而继续坚持到对岸出诊,每月至少在怒江上空滑10次溜索。

  滑溜索过江对于邓前堆已是日常 。资料图

  就这样,邓前堆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常态:每天在拉马底村卫生室坐诊,一听说哪户人家有头疼脑热,就立即背上药箱、带上溜梆出发,穿梭于怒江两岸和崇山峻岭之间。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邓前堆收入微薄,刚开始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8元。但对于父老乡亲,他却一点都不吝啬。行医期间,间或遇到欠费的人,邓前堆说:“乡亲们大都淳朴善良,只要手里宽裕,是不会欠我的,所以我从不开口去向他们‘讨债’。”

  村民们都说:“这个人好,晚上我们生病,三四点钟,他也会到这里给我们输药,这个人太好了。”

  一直到2011年,邓前堆依然不顾生命危险,靠一套滑轮,一根绳子,滑过百米溜索,来往于东西拉马底村,为百姓送医送药。28年里,他累计出诊5000多次,步行约60万公里,诊治患者13万余人次,未出现一起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

  2011年3月,怒江州启动怒江、独龙江、澜沧江的《溜索改桥建设规划》,分两批将“三江”上的42对溜索改造成36座各类公路跨江桥梁。拉马底村的2条溜索旁,也建起了“幸福桥”和“连心桥”,邓前堆再也不用过溜索给群众看病了。

  邓前堆“溜索医生”的事迹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卫生系统职工职业道德标兵”“全国敬业奉献模范”“最美奋斗者”等光荣称号纷至沓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荣誉,邓前堆显得十分平静。他说:“我只是做了乡村医生应该做的工作。在怒江、在全国,别的乡村医生也和我一样踏实做事,做得更好的医生还有很多。”

  去年,邓前堆买了一辆小汽车。他说:“现在,我真正做到了‘随叫随到’。过去靠溜索过江,从诊所到病人家里至少四个小时,而现在开车只需半个小时。”

  如今,邓前堆依然奔波在怒江两岸,他的工资待遇比以前强多了。但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村卫生室的队伍不断壮大,不仅有自己儿子的加盟,还有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女医生。

  邓前堆只是一个代表。党的十八大之后,怒江州坚持把健康扶贫作为基本防线,推行以防为主、医保结合的健康扶贫模式,完善了州县乡村四级医疗设施,不断加强医疗机构能力建设;村村建起标准化卫生室,提高村医待遇,配备了638名村医,确保群众病有所医。

  兴业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因地制宜培育产业,则是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草果产业就是一个样本。

  在怒江的山野间,有一种红色的“小精灵”,它们团簇在林下或溪边,如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

  这种“小精灵”名叫草果,是一种姜科豆蔻属植物的果实。虽然不能直接食用,但它既可以被用作调味香料,又可以提取芳香油,是许多中成药的必备材料。

  “怒江州山高树多,很难有平整的土地,再加上近些年退耕还林的政策,草果这种管护成本比较低的林下经济作物,在当地很受农民欢迎。”福贡县扶贫办副主任李鹏飞说。

  如何让草果产业惠及农民?李鹏飞给出了铿锵回答:必须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否则发展富民乡村产业则如镜中之花。

  普四忠今年26岁,是石月亮乡咱利村一名返乡创业大学生。

  第一次接触草果时,普四忠刚上大一。“头一眼看到一株株草果苗的时候,我还在好奇,那些红彤彤的草果到底是长在根部还是挂在枝上。”普四忠说。

  当时,村里为了推广草果种植,给村民很多草果苗。但有很多农户不愿意种,因为大家不确定效果好不好。普四忠的父母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领了一些草果苗回去,种了五六亩地。

  怒江雨水比较多,草长得快。上大学期间,普四忠放假回家,总会帮父母去草果地里除草。

  三年后,普四忠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选择回到村里。那一年,村里的草果纷纷挂果,不少村民卖出了好价钱,最高的一户一年卖了上百万元。“我还是挺幸运的,刚毕业就用家里卖草果的钱,还了助学贷款。”普四忠笑着说。

  为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村里借钱支持普四忠收购草果。收好之后,他直接将草果统一运输到怒江大峡谷农副产品加工交易中心。该中心有一条云南能投集团投资的全自动草果加工生产线,每天能够加工35吨草果,对草果“应收尽收、保底收购”。普四忠收购的草果,经过交易中心专业人员定级后,确认收购价格,就可以坐等收账。

  草果收获现场图。资料图

  2019年11月,普四忠参加了在福贡县鹿马登乡干布村举办的“草果节”。“现场是人山人海,太热闹啦!好多村民都开着三轮摩托车、拖拉机,去那里卖草果。简直太刺激了!”普四忠说,那一天,咱利村卖出了3吨左右的草果。

  现在,普四忠家的草果种植面积已经增至10多亩,虽然有的还没有到挂果期,但他每天的生活既忙碌充实又开心快乐。对于回乡的收入,他很满意:“首先是草果,草果占大头,自家种的每年能赚个五六万元,收购转卖能赚一两万元;同时,我还在村里的好几个公司兼任了职务,每月能有3500元的收入。我家还种了一些亚朵茶,每年能有三四万元的收入。”

  空闲时间,普四忠还通过参加云南农业大学的网络课堂,学习更多关于草果的知识。他说:“今后就打算留在家乡发展,创新营销方式,服务更多村民卖草果,带动他们增收致富。”

  普四忠是众多新型经营主体之一。近年来,怒江州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草果产业,做精做优特色经作产业,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聚力打造绿色农业品牌,积极探索生态发展模式,全州农业农村发展全面向好。

  作为怒江州最有特色的扶贫产业,怒江草果无公害、无污染、品质好的特点,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一致认可。全州已建设110万亩全国草果核心主产区,规模化种植还带动了草果精加工业的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草果正气茶、草果植物精油、草果香皂等产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为稳脱贫打下坚实支撑。

  下山

  人终其一生,都在世上不断找寻着自己与外界的相似性。生活就这样,涟漪般一圈圈从最熟悉的核心往外扩展。杨茂花也不例外。

  年近不惑的杨茂花,是兰坪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永昌社区的居民。走进永昌社区,楼房整齐划一,道路干净整洁,最吸睛的是,每栋楼都标上了不同的动物图案。对照图案,刚进城、分不清楼栋编号的群众轻轻松松就能找到自家的楼房。

  杨茂花和丈夫、母亲以及两个孩子居住在带有鲸鱼标志的楼房里。2020年春节,杨茂花一家从石登乡仁甸河村搬迁过来,按扶贫政策分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新房。新房户型是4室1厅1厨1卫,搬进来之前,政府不仅将房间装修好,还统一配备了1个衣柜、1个沙发、8条凳子、1张床、1张桌子。

  进入杨茂花的新家,洁白的墙体、一尘不染的地面,卧室里各种生活用品摆放整齐,阳台上八九个花盆里种着青菜、香葱等,“家”的感觉扑面而来。

  “这种生活,在以前是从来没指望过的。”杨茂花说。

  搬迁前,杨茂花家住在一座被“雪藏”的村落:山路陡峭,旁边是悬崖,交通十分不便,距县城有4个小时车程;杨茂花一家5口借以栖身的老木屋四处漏风、破旧不堪。

  那时候,全家的收支都靠丈夫刘明芳外出务工,老人经常生病,孩子上学还要到乡里租房,一年下来不光攒不了几个钱,有时还需借钱度日。

  2017年,兰坪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队知悉情况后,劝说杨茂花搬下山。她想,家里又有老又有小,在老家还能种点粮食、蔬菜,解决温饱问题,到城里各方面都要花钱,还是不搬好一点。但丈夫刘明芳却有不同意见。他说:“以咱目前的条件,盖房子根本盖不起。搬下去孩子上学也方便,虽然我们没有好大的希望,但一定不能让孩子重复我们的老路!”

  再三劝说后,杨茂花同意搬迁。

  2019年7月,永昌社区竣工,搬迁正式开始了。搬迁过程中,政府部门组织了多次接送服务,帮助易地搬迁户将各种生活用品、电器、家具等搬到新家。

  入住不久,杨茂花认识了楼栋长李秀文。为帮助杨茂花熟悉新生活,李秀文多次上门教她使用电磁炉,开关水闸、电闸,成了名副其实的“生活管家”。

  永昌社区俯瞰图。资料图

  “在搬迁群众陆续入住后,以各个搬迁村委会为基础,社区里组成了临时党工委,从‘村委会+村小组’转变为‘社区+楼栋网络’的管理模式,建了微信群,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永昌社区临时党工委书记沙月光说。

  现在,杨茂花一家已经逐渐习惯下山的生活。杨茂花成了社区里的“上班族”,每月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两个孩子在小区门口就可以上学,不仅享受14年义务教育,还享受“两免一补”的优惠政策。

  看到妻子有班上、孩子有学上,丈夫刘明芳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他远赴海外,到格鲁吉亚搞隧道工程,一个月能有1万元左右的收入,比之前打工赚得更多了,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如今,怒江州让10万多名像杨茂花一样的贫困群众搬出大山,告别了“竹篱为墙、柴扉为门、茅草为顶、千脚落地、上楼下圈、透风漏雨”的生活环境。人们迁入新社区,真正实现“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安居与乐业并重、搬迁与脱贫同步。

  跨越

  前往泸水市片马镇的那天,起了大雾。蜿蜒的盘山公路两边,茂密的森林依稀可见。经过层层哨卡,我们向着这个边境小镇不断进发。抵达片马时,一场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片马镇,怒江州最为著名的一个边境小镇。这里森林覆盖率95.4%,过去,景颇族、傈僳族、白族等8个少数民族在此聚居,以狩猎、捕鱼为生,过着田园式的生活。1991年8月10日,片马镇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开放为国家二类(省级)口岸。

  一时间,片马镇的交通、通讯、能源等各项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片马也逐渐成为怒江州人流、物流、信息流最为活跃的集散地,流动人口高峰达6万多人。

  然而在利益的引诱下,部分群众开始偷砍盗伐、走私贩卖木材,严重破坏了片马镇的生态环境。尽管政府不断加大处置力度,但屡禁不止。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缅双方对于生态资源的重视和保护,片马镇木材经营加工运输业逐渐凋敝,慢慢失去了往日繁华。

  转折源于脱贫攻坚。睿智的片马人,因应时势,恪守绿色发展理念,走出一条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六普今年44岁,是片马村村民。直到爷爷辈,家人都是以打猎为生。到他这一代,国家成立了保护区,他成了首批生态护林员。

  14年来,六普的月薪已从300元涨到如今的2800元。他说:“以前我们祖辈是因为没肉吃,才去山上打猎,现在国家政策好了,生活富裕了,再也不用去打猎了。”

  六普(左)巡山时的自拍照。资料图

  多年来,怒江州先后设置了生态护林员、巡边员、护河员、城乡环境保洁员、地质灾害监测员等“五大员”扶贫公益岗位,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吃上“生态饭”。

  无独有偶。在片马镇端奖小区,范晓丽和丈夫约兰也享受到扶贫政策的“红利”,搬进楼房过上了幸福生活。

  范晓丽和约兰都是片马镇的傈僳族居民,2013年,两人恋爱结婚。小两口结婚那天,婚房地板是用红色的贴纸铺出来的,四面透风的木墙则用彩色的塑料布围起来。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梳妆台就是全部家当,条件很是清苦。

  婚后,丈夫约兰为了养活一家子,经常到缅甸开车跑生意,运输木材、矿石等。虽然每月能有3000多元的收入,但当地路况十分险峻,稍有不慎,人车就会掉进悬崖。可以说,每次丈夫出门,范晓丽都是提心吊胆。

  一天晚上,怀有身孕的范晓丽,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大晚上的却怎么也打不通约兰的电话,心乱如麻。

  “好像是老天爷给他消息了,那天晚上他竟然回来了。”范晓丽说,第二天,大女儿便呱呱坠地。

  去年,小儿子满月时,范晓丽一家6口人搬进了新家。她感慨道:“第一次看到新房的时候,开心极了,太大了!”搬进新家后,范晓丽又将墙壁粉刷成了蓝色,配上了沙发、电视等家具、电器,特别温馨。

  安居后如何乐业?在小区提供的厨师培训课上,范晓丽不仅学会了许多家常菜的做法,还在小区免费摊位上卖起了自制炸串,生意特别火,曾创下过1200元的单日营收纪录。公公也在村里当起了保洁员,空余时间还在镇上跑三轮摩托车拉客,一次也有15元到20元的收入。家里的老房子变成了生产用房,婆婆经常回去,照顾猪和鸡,以及2亩重楼、10多亩核桃。

  受新冠疫情影响,约兰没有外出打工。经过小区免费提供的钢筋工、民族服饰制作等技能培训后,约兰暂时在家做些零活儿。“等小儿子满1岁,就让他出去打工,不过不要再去缅甸开车了。”范晓丽说,“只要亲人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

  六普、范晓丽的故事,只是片马发展的缩影。

  如今,勇敢的片马人放下弓弩,用心守护这里的一草一木:随处可见鳞次栉比的特色民居,宽敞干净的道路通到村民家门口,草果、重楼等绿色产业蓬勃发展,在壮大边贸经济的同时,还让群众得以就近就地就业,实现持续增收。

  片马镇党委书记张艺缤说:“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区位优势、旅游优势,将片马打造成为中缅边境线上一个乡村振兴样板。”

  返程路上,天已晴了。望着窗外,我们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片马人那一张张幸福的笑脸……

  后记

  贫困是世界性难题,减贫是人类共同使命。

  怒江州是中国民族族别最多、人口较少民族最聚集、“直过民族”最集中的沿边靠藏地区,拥有独一无二的高山峡谷自然景观和世界级自然资源,但因多重因素掣肘,始终未能摆脱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接见”“两次回信”“多次指示批示”,如冲锋号角鼓舞着怒江州的脱贫攻坚斗志,推动形成了人类减贫事业的“怒江实践”。

  从我们走村入户结果看,“怒江实践”取得重大成就:怒江州基础设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各族群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获得感,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

  怒江州的减贫经验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怒江州的减贫实践,蕴含着普遍规律,不仅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精准扶贫方略的正确性,同时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牵挂,也回应世界性发展难题和普遍性发展困境,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独特启示”。

  奔跑的怒江,梦想一直相伴。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征程中,怒江州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必将奏响更加华丽的乐章:

  “你流淌在森林里,

  你流淌在桃花里,

  你流淌在梯田里,

  你流淌在歌声里,

  你流淌在我的心里。

  你是这样的悠远,

  你是这样的美丽,

  你是这样的自然,

  你是这样的神奇,

  怒江,怒江,怒江大峡谷!”(李朝民 刘杰)

责任编辑: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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