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谁来讲述南方？加纳通讯社社长的中国思考

　　铁轨在脚下延伸，锈迹斑斑，通向空旷的站台。

　　百年前，这里昼夜轰鸣，如今只剩风声吹过黄墙红瓦的站房。碧色寨，这座中国最早的火车站之一，当年是滇越铁路的心脏。法国殖民当局修建这条铁路，不是为了云南的繁荣，而是为了让锡矿、皮毛和大米更快地被运往海外。洋行、酒楼、石库门式的仓库林立，欧洲商贾汇集，当时的昆明人称这里为“小巴黎”。

　　在这座位于云南蒙自的边陲小站，站在铁轨上的加纳通讯社社长阿尔伯特·科菲·奥乌苏了解这一段历史后感叹道：“这和非洲太像了。铁路、港口、矿山，从来不是为我们，而是为宗主国。”他的话把此刻的寂静与大西洋彼岸的记忆连到了一起——加纳的黄金、木材、可可，曾经同样沿着殖民者修的轨道，被源源不断送往欧洲。

　　就在碧色寨旁不远处，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期间也曾在蒙自设立分校。那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段最艰难的时光：北平、天津的师生背井离乡，在此搭建课堂，弦歌不辍。殖民的铁轨与战火中的书声，隔着十几公里的距离，仿佛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种是被动卷入全球体系，一种是努力寻找自我出路。

　　奥乌苏在铁轨边驻足良久。他说，在加纳，殖民遗产的痕迹同样清晰：铁路多半从矿区通向港口，线路单一、功能单一，只为黄金、可可、木材更快出口。独立后几代政府都想重建，但资金短缺、政府轮替、优先事项繁多，使得“真正为本地服务的交通体系”至今难以实现。“这不只是铁轨的问题，”他说，“它背后是一种发展逻辑——我们曾长期为别人运转，而不是为自己。”

▲在云南蒙自，奥乌苏讲述了中国之行带给他的思考。（卢宥伊 供图）

　　跳出西方媒体的“非洲叙事”

　　这种逻辑并未随着殖民地独立而彻底消失。奥乌苏坦言，殖民主义不仅塑造了经济结构，也深刻影响了思想方式与叙事框架。在全球媒体格局中，非洲的故事依旧常常通过西方的镜头被讲述：贫困、冲突、不稳定，成为主导性的关键词。“当世界看非洲时，看到的是他们希望强调的非洲；当非洲人看自己时，很多时候也在通过BBC、CNN的报道来了解现实。这就是‘中心—边缘’的遗产。”

　　他停顿片刻又补充道：“如果不改变，我们就会永远被动。”

　　这种思考并不陌生。八十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在蒙自的课堂上也提出过相似的问题：在国家危亡之际，如何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声音，保存文化的主体性。今天，当非洲媒体人重新讨论“谁来讲述”的时候，那段历史的回响萦绕在耳边。

　　奥乌苏并不否认外部媒体的专业性，但他坚持强调，非洲必须拥有自己的叙事能力。他列举了几个方向：编辑独立，培养记者的批判性思维和历史素养；媒体之间的合作，跨国共享资源；拥抱数字化创新，让播客、纪录片、社交媒体触达年轻人。“本质上，这是从‘他者叙事的对象’转变为‘自我叙事的主体’。”

　　在他看来，这是一场艰难但不可回避的思想解放。殖民者曾经用铁轨决定了物质的流向，而今天的媒体叙事决定了观念的流向。如果不能把握这种力量，南方国家就很难真正实现自主。

　　宝贵的中国经验

　　在蒙自的几天里，奥乌苏沿着碧色寨的铁轨走过，又转到被修复的哥胪士洋房里。这里如今是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也是教育空间，展览里陈列着那段历史：陈寅恪悲叹“南渡北归”，闻一多“何妨一下楼”，在这座边陲小城并置成时代的背影。

▲碧色寨是中国最早的火车站之一。它曾经被殖民的历史让奥乌苏想到非洲国家的过去。（卢宥伊 供图）

　　那时的人们身处烽火岁月，却都没有放弃留下自己的声音。“我注意到，中国并不是单纯把遗产‘封存’起来，而是努力让它进入公共生活。”奥乌苏指着一面展板说，“殖民的创伤，可以被转化为教育的素材和社区的自豪感。这说明，历史并不只是负担，它也可以成为一种资源。”

　　在蒙自百年古树石榴园，奥乌苏看到另一种路径。果农在田间忙碌，合作社和企业在村口设点收购，游客在采摘区体验乡村生活。产业和旅游结合起来，提高了村庄整体的收入。对他来说，这个场景和家乡的可可园形成了强烈对照。“我们也有同样肥沃的土地，但如果没有政府规划、政策支持和产业设计，农户就只能停留在粗放种植、低价出售的阶段。”

　　他认为，中国经验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意为之”——遗产不是听任荒废，而是被修复利用；农业不是任其自生，而是被纳入国家战略。地方的主动性和政府的政策支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双向的合力”。

　　这种“合力”，在他眼里并不局限于云南，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的“五年规划”。奥乌苏说：“我研究过中国的五年规划。这不是停留在文件上的口号，而是可以真正影响国家发展的蓝图。它明确目标、设定时间表、规定责任机制，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评估和调整。”

　　对比之下，许多非洲国家的发展往往受制于短期政治周期和外部援助议程。“政府换届，政策就中断；援助方更替，重点就转移。这样的发展很难持续。”奥乌苏说，中国的规划方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长期思维、上下协同、结合国情，“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自我生长的，而不是照搬外部模式”。

　　在奥乌苏看来，这正是南方国家要汲取的关键经验。过去，殖民轨道决定了资源的流向；今天，只有清晰的战略规划和本土化的政策设计，才能让发展之路走得更远。“非洲必须向所有人学习，但同时应保留决定自身发展优先事项的主导权。”他说。

　　“全球南方需要自己讲好故事”

　　奥乌苏的话滔滔不绝，但主要是围绕一个关键点：殖民时代的铁路决定了物质如何流动，而今天的媒体叙事决定了观念如何流动。如果南方国家依旧依赖他人的视角，就会在思想上继续走一条被动的轨道。

　　他的答案，是“联合讲述”。在他看来，中非媒体的合作并不仅是互访与交流，而是共同塑造一个多声部的空间。可以是联合制作新闻专题和纪录片，可以是平台间的内容互换，也可以是青年记者的培训与技术支持。目标不是让某一方替代另一方，而是让更多元的叙事并存，让世界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全球南方。

　　“你的笔、你的镜头、你的麦克风，都是改变世界的工具。”他说，这是他想对年轻记者的寄语，“不要低估自己的视角的力量。如果你不去讲述，别人就会替你定义。”

　　碧色寨的铁轨在阳光下延伸，锈迹斑驳。一个世纪过去，它静默无声，却似乎仍在提醒：道路可以被强加，也可以被重建；故事可以被代言，也可以自己来讲。

　　“谁来讲述南方？”奥乌苏的答案干脆利落：“我们自己。”（卢宥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