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在云南的红土与云海之间，藏着太多未被细说的过往。它们是多民族共生的文化基因，是老辈人埋在日常里的历史智慧，也是年轻人在对现代潮流的探索。“云迹闻声”栏目就此启程，我们带着对这片土地的敬畏，对话深耕本土的学者、致力家乡建设的先行者，践行公益的行动者、扎根乡土的青年，不追求浮于表面的问答，只愿沉下心倾听真实的思考、沉淀的经验、未凉的热忱。

　　非虚构的核心是真实，访谈的价值在追问。云迹青年不想只做故事的旁观者，也想做深度的交流者，“云迹闻声”将通过口述史、对话访谈等形式，让我们在交流中，读懂云南的过去与现在，也看清未来的可能。

　　林超民，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深耕西南民族历史文化数十年，以扎实的学术积淀和鲜活的田野观察，成为解码云南本土文化基因的核心学者。在近期举办的2025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他以“从云南民族历史文化视角看慈善价值与可持续发展”为题的演讲，凭借对多民族慈善传统的深度挖掘和对行业痛点的精准回应，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当公益行业面临资源约束、发展乏力的困境，当“重资金、轻文化”成为普遍困惑，云南这片土地上延续千年的互助智慧，恰恰提供了破局的本土答案。

　　基于此，云迹青年特别开启独家专访，希望透过林超民教授的学术视角与实践洞察，深入探寻云南慈善的文化根脉，既还原云南慈善的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也为当下公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份植根本土的实践启示。

　　云南民族慈善的文化基因多元共生下的传统智慧

　　问题1：林教授，您在演讲中提到云南民族慈善传统是“当代公益的基因库与灵感源”，云南54个民族共生的环境，如何孕育出独特的慈善生态？这种基因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

　　林超民：云南的慈善基因，是在多民族长期交融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不是外来注入的。云南有25个世居民族，加上5000人以下的少数民族共54个，各民族在相互理解、尊重、包容中，形成了“地域适应、心灵契合”的慈善生态。这种基因的核心特质是“互助为本、文化为魂”，它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白族的“义庄、族田”以“扶危济困为义”，既保障宗族基本生活，又增强族群凝聚力；傣族“宾弄赛嗨”（傣语音译，“宾弄”为亲戚，“赛嗨”为朋友）是无血缘却亲如家人的跨民族互助关系，以家庭为单位世代相传，孟连等地30万人次通过泼水节、“吃新米”等活动参与其中，构建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共同体；彝族“火塘议事”以火塘为村寨核心，围坐商议大事时，帮扶孤寡老人、孤儿是固定议题，体现“一家有难，全村支援”的集体精神。

　　多元宗教也为慈善注入精神支撑，佛教“尊老敬老爱老”、伊斯兰教“乐善好施”、道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理念深入人心。明清会泽铜商构建的“政府+民间+行业+会馆”四位一体慈善网络，通过兴办义学、恤贫济困，彰显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商业伦理，这些都是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2：这种慈善基因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传承的？有没有一些贯穿古今的共同特质，让它能延续至今？

　　林超民：云南民族慈善传统能传承至今，关键在于四个贯穿始终的共同特质。第一是“互助互惠”，并非单向施舍，而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双向给予，比如傣族的互助耕作、彝族的换工制度；第二是“文化融合”，慈善与民族节庆、艺术、手工艺紧密结合，比如白族“绕三灵”、彝族“火把节”中，帮扶困难群体是固定环节，让慈善在文化传承中自然延续；第三是“社区自治”，以村寨、宗族为单位自发组织、自我管理，形成内生性慈善机制，无需外部强制推动；第四是“生态共生”，慈善既关注人，也包含对自然的尊重与保护，体现“天人合一”理念，比如独龙族翻山时会将多余粮食、柴火留在山洞，供后续路人使用。

　　从明清的族田、义庄，到民国的华侨捐助，再到今天的公益项目，这些特质从未改变。腾冲和顺乡的张姓、李姓等宗族祠堂，几百年来一直坚守“尊老爱幼、照顾鳏寡孤独”的传统，这也是和顺乡能成为“中国第一魅力名镇”的重要支撑。

　　慈善转型核心逻辑从“资源驱动”到“文化驱动”

　　问题1：您反复强调慈善要从“资源驱动”转向“文化驱动”，这一转型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当前公益行业“重资金、轻文化”的问题，根源在哪里？

　　林超民：核心逻辑很简单，钱会花光，但文化能让慈善持续生长。资源驱动的慈善本质是“输血式”的，依赖外部资金注入，一旦资金断供，项目便难以为继；而文化驱动的慈善是“造血式”的，激活的是人们内心的善意和文化认同，这种内生动力源源不断。

　　当前行业“重资金、轻文化”的根源，在于对慈善本质的理解偏差，很多人将慈善等同于“给钱办事”，却忽略了其“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的核心。有了钱只是基础，怎么花、花出什么效果，关键靠文化引领。我常说“会赚钱是本事，会花钱是智慧和品德”，花钱的方式体现的是理念和精神。如果只盯着钱，不与文化结合、不提升人的思想理念，这样的慈善没有根基，也不可持续。

　　云南有鲜明的正反案例。普洱茶界有位创业者，18岁进入勐海茶厂，从技术员成长为质量总监，1999年自主创业后开创当地熟茶发酵事业，2002年广州茶博会上，其主导研发的“宫廷普洱”以100克16万元天价成交，荣获“茶王”称号，不仅打响云南普洱茶知名度，更推动首个普洱茶地方标准出台。她始终以普洱茶文化为核心，深耕技术、传承工艺，如今仍通过直播带货传播茶文化，带动乡村文旅和就业，用行动证明文化对事业长久发展的支撑力。反观有位从茶厂走出的创业者，曾在广交会上以高价卖出茶叶，快速成为致富带头人，却因缺乏文化引领，未将财富用于有意义的事，反而沉迷赌博，最终负债累累、四处躲债。

　　腾冲华侨伍达观则是正面典范。作为香港的云南籍华侨，他生活极其节俭，不带钱包、钢笔、手表，香港冬天再冷也不穿三件以上衣服，坚持冷水洗澡，每天只吃两顿饭，只用国货。他坦言“国货价廉物美”。但他把大部分财富投入教育公益，从1996年起，先后在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7所高校设立教育基金，捐资建设校医院、民族学博物馆、图书馆等，累计捐赠超千万元，资助3500余名师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以文化人、以善济世”的理念。

　　问题2：从“资源驱动”到“文化驱动”，具体要怎么落地？慈善项目如何融入文化元素，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赋能”？

　　林超民：落地的关键是“尊重传统、激活基因”，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将本土文化传统与现代公益理念结合。比如白族“族田慈善复兴计划”，我们整理当地历史档案，将族田收益与现代公益项目结合，用于村庄老人康养、儿童助学，既尊重文化传统，又让有限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文化赋能不是简单贴标签，而是让文化成为项目的核心支撑。普洱市的实践很有代表性，当地联合学术机构和民间组织，编撰《普洱哈尼族》、出版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等10余部双语书籍，系统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再将书中传统图案、文化符号转化为手工艺品设计元素，孵化“民族手工艺公益品牌”；最后通过基金搭建的电商平台对接市场，让文化传承人成为增收带头人。该项目带动200多户村民年均增收1.2万元，实现“文化有传承、经济有收益、公益有实效”的良性循环，这正是文化驱动的力量。

　　传统慈善智慧的现代转化实践案例与创新适配

　　问题1：您提到的大理崇圣寺、彝族“火塘议事”升级等案例，核心创新点是什么？传统民俗与现代公益如何实现有效适配，避免“水土不服”？

　　林超民：这些案例的核心创新点是“不替代、只赋能”，让传统智慧为现代公益服务，而非用现代模式改造传统。大理崇圣寺项目的创新，是深挖1300年历史中的民族团结基因，构建“建筑-艺术-民俗”三位一体叙事体系，不是简单捐钱修古建筑，而是通过修缮古建筑、整理民俗文献、举办跨民族文化节，让游客在文化体验中感受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让慈善成为民族团结的“活教材”。这里的适配点是“文化共鸣”，现代公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崇圣寺的历史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见证，两者天然契合。

　　彝族“火塘议事”的升级，创新点是“赋权本土”。我们不直接指定帮扶对象，而是培养村寨公益骨干，让村民通过火塘议事自主决定帮扶谁、怎么帮。现代公益讲究“精准帮扶”，而村民最了解本村情况，火塘作为彝族家庭祭祀、决策、情感交流的核心场所，其承载的“集体议事、团结互助”文化与现代公益理念相通，通过这种传统形式，能让帮扶更精准，避免“外来者不懂本地情况”的问题。

　　傣族地区的“公益兑换”也遵循这一逻辑，我们不搞外来捐赠模式，而是结合“宾弄赛嗨”的互助传统，让村民通过参与公益劳动、文化传承活动兑换生活用品、学习资源，既延续“人帮人、户帮户”的代际传承机制，又契合现代公益“激发受助者主动性”的理念。

　　问题2：云南华侨群体的慈善实践，对今天的“文化+慈善”模式有什么启示？

　　林超民：云南华侨的慈善实践是“文化+慈善+家国情怀”的典范，启示深刻。梁金山原名梁钢，出身保山蒲缥方家寨贫苦家庭，在缅甸创业致富后始终心系祖国。抗战时期，他带头成立“中国缅甸华侨抗敌后援会”，拍卖商号和工厂筹资修建惠通桥，这座桥成为抗战时期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45万多吨物资经此处运往后方。他原本拒绝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桥梁，在腾冲先贤李曰垓的建议下，取名“惠通桥”，寓意“汇通天下”。

　　李曰垓是艾思奇的父亲，清末创办128所边地小学，提出“学校就是边界”的超前理念，涵盖景颇、佤、傣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民国时期担任边地督办时，他在缅甸见到梁金山，劝导他“有钱当为国家做慈善”，还收其儿子为干儿子，促成了惠通桥等一系列善举。梁金山还捐赠上百辆货车、1架飞机用于抗战物资运输，每月坚持捐献100盾卢比，直至抗战胜利，惠通桥被炸毁后再次捐资重修。英国女王为表彰他的功绩，奖励镌刻其英文名字的大银刀、左轮手枪和猎枪，而他始终坚守“爱国爱乡”初心，不事张扬。

　　伍达观的实践则说明，慈善是一种生活方式，与财富多少无绝对关系。他虽为富豪，却一生节俭，在腾冲设立“伍谢瑞芝基金”，奖励优秀师生、捐助失学儿童和孤寡老人，与乡贤合作建设学校综合楼、图书馆，累计为家乡教育福利事业捐资500余万元。他深知“教育能改变山区命运”，这与云南“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这些华侨的慈善实践，核心是“文化引领行动”，他们的善举源于云南人“守望相助、家国一体”的文化基因。今天的“文化+慈善”模式，就是要传承这种基因，让慈善不是单纯的资金投入，而是文化情怀的表达。

　　云南慈善的独特性与中原及沿海地区的差异内核

　　问题1：与中原地区的慈善传统相比，云南慈善有哪些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

　　林超民：最大差异在于“开放性”和“融合性”。中原慈善多以宗族为单位，带有封闭性，帮扶对象主要是宗族内部成员；而云南慈善因多民族交融和边境地理特点，呈现强烈的开放性，不局限于宗族、血缘，对陌生人也能伸出援手。

　　这种独特性的形成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移民历史，明代实行军屯、民屯、商屯，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带来中原互助理念，与少数民族传统互助机制融合，形成“汉夷共生”的互助模式；二是边境地理，云南有4060公里边境线，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华侨文化、跨境互助频繁，让慈善突破地域限制。

　　独龙族的互助最能体现这种开放性。他们曾长期生活在偏远山区，村民翻雪山前往贡山县时，会在沿途山洞留下粮食、柴火，供后续路人使用，这种“无私互助、不分你我”的精神，在中原慈善传统中较为少见。傣族上世纪70年代仍保留“夜不闭户”的习俗，外人到村寨可自由取用村民家的柴火、饮用水，这种基于信任的互助文化，也是云南慈善开放性的生动体现。

　　问题2：与沿海地区的慈善相比，云南慈善的核心优势在哪里？这种优势对今天的公益行业有什么特殊价值？

　　林超民：沿海地区慈善多与商业资本紧密结合，体量更大，但云南慈善的核心优势是“纯粹性”和“内生性”，它不是为了盈利回报或名声，而是源于内心的善意和文化习惯，是“有了慈善的心，就做慈善的事”，而非“有了钱才做慈善”。

　　云南慈善的优势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非功利性”，没有交换性、功利性，互助是单纯的利他，比如傣族村寨在村头设便民棚，为过往行人提供饮水、休息场所，不图任何回报；二是“扎根乡土”，深深扎根村寨、社区，是当地人自己的事业，而非外部强加的项目，比如云南很多村子会集体奖励考上大学的学生，对孤寡老人的帮扶由乡贤牵头组织；三是“文化黏性”，与民族文化深度绑定，不易断裂，比如彝族的火塘议事、白族的族田互助，历经百年仍能焕发生机。

　　这种优势的特殊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慈善的本质，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也不是复杂的项目运作，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公益行业追求“规模化、市场化”的趋势下，云南慈善的“小而美、纯而真”，能提醒行业回归初心，避免过度商业化、功利化。

　　行业困境破局“文化+慈善”模式的全国借鉴价值

　　问题1：当前基金会总数首次负增长，行业面临资源约束、发展乏力等挑战，云南“文化+慈善”模式能为中小型基金会、区域公益组织提供怎样的破局思路？

　　林超民：当前行业困境的核心是过度依赖外部资源，未找到内生动力。云南模式的破局思路是“向内挖掘，而非向外索取”，中小型基金会、区域公益组织无需纠结“找多少钱”，而应思考“本地有什么文化资源可以激活”。

　　具体有三个思路：第一是“本土资源挖掘”，每个地区都有自身慈善文化传统，比如“乡贤文化”“宗族互助传统”，将这些资源与现代公益结合，就能形成独特项目，无需与大型基金会比拼资金规模；第二是“小而精的项目设计”，不用追求大而全，聚焦一个文化点做深做透，比如普洱项目聚焦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大理崇圣寺项目聚焦民族团结文化，小项目也能作出大影响；第三是“本地力量培育”，把“外部推动”转向“本土培育”，培养本地公益骨干、公益组织，搭建本地公益平台，让公益成为当地人自己的事业，即便外部资源减少，项目也能持续。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的发展就是例证。2005年成立后，它扎根昆明王家桥城中村，专注流动人口服务，通过巷道命名、社区文化墙、历史搜集等环境营造工作获得居民认可，当地居民特意将一条巷道命名为“连心巷”。这种“先做实事、再获认同”的模式，没有依赖大额外部资金，而是通过激活社区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正是文化驱动的体现，中小型基金会完全可以借鉴。

　　问题2：“文化+慈善”模式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领域，最具落地潜力的场景是什么？为什么？

　　林超民：最具落地潜力的场景首先是乡村振兴，民族文化是乡村最核心的资产，承载着乡村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乡村发展的独特优势。普洱的项目通过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带动手工艺产业发展，让村民增收，实现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双赢，这种“文化+产业+公益”的模式，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都可复制。

　　其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的实践证明，慈善是民族团结的“黏合剂”。大理崇圣寺项目通过挖掘民族交融历史，让游客感受各民族团结一心的脉络；孟连县将“宾弄赛嗨”传统升级为“县际互帮、城乡互联、干群互系”的新型模式，还创作音乐舞蹈作品《扶贫路上一家亲——宾弄赛嗨》，让民族团结理念通过文化载体深入人心。这种“文化体验+慈善教育”的模式，在多民族聚居地区非常适用。

　　还有生态保护，云南慈善传统本身就包含“生态共生”的理念，将这种理念与现代生态保护公益结合，比如通过民族节庆宣传生态保护，让村民成为生态守护者，既能保护生态，又能传承文化，一举两得。

　　这些场景的共同特点是“文化能落地、群众能参与、效果能持续”，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落地性强。

　　公众参与与文化传承让慈善回归生活本质

　　问题1：普通公众、本土社区应该如何参与“文化+慈善”实践？如何让传统慈善智慧真正融入日常生活，而非停留在项目层面？

　　林超民：公众参与的关键是“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让慈善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比如在社区里，可以传承云南的“互助基金”传统，以前学校里每月大家凑5块钱，现在可以凑200块，谁有困难、生病、办丧事都能从基金里借钱，这种“同事互助、邻里互助”的模式简单易行，能让互助精神融入日常生活。

　　对于本土社区，要激活传统慈善机制，比如恢复乡贤牵头的帮扶制度，在民族节庆中加入慈善环节，让年轻人在参与中了解传统慈善智慧。比如彝族火把节，可组织年轻人为村里孤寡老人打扫卫生、送生活用品；白族“绕三灵”，可组织义卖手工艺品，所得款项用于儿童助学，让文化活动与慈善实践深度结合。

　　还要改变“慈善是有钱人的事”的观念，云南的慈善传统告诉我们，没有钱也可以互助，帮邻居照看孩子、农忙时互相帮忙、分享自家粮食和工具，这些都是慈善。只要有慈善的心，每个人都能参与，这样才能让慈善回归生活本质。

　　问题2：很多年轻人对传统慈善文化不了解，如何做好传承工作，让年轻一代认同并接力这种文化基因？

　　林超民：传承的关键是“讲故事、做体验”，而非空洞的说教。年轻人不喜欢听大道理，但喜欢生动的故事，可以把梁金山捐建惠通桥、伍达观节俭助学，独龙族山洞留粮、傣族“宾弄赛嗨”的互助故事，编成短视频、绘本、舞台剧，让年轻人在故事中感受传统慈善的魅力。

　　还要让年轻人有参与体验的机会，比如孟连县妇联联合相关机构举办哈尼族刺绣技艺培训班，让各族妇女在学习技艺的同时传承文化、增加收入，这种实践参与能让年轻人直观感受到“文化+慈善”的价值；组织大学生到乡村调研传统慈善机制，整理历史档案，让他们在调研中认同本土文化。

　　学校教育也很重要，可以把云南的传统慈善故事纳入地方教材，在中小学开展“互助实践”活动，让孩子们从小养成互助习惯。腾冲的一些学校传承“耕读传家”的传统，对优秀学生、困难学生进行奖励和帮扶，就是很好的传承方式。传承不是复古，而是让传统慈善智慧适应现代生活，让年轻人觉得这种文化有价值、有意义，愿意去传承、去践行。

　　云南网记者 吴沛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