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强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 记者　陈飞　摄

　　　“扎西会议”主题雕塑。 记者　高吴双　摄

　　1935年春，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入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甩掉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回望这段历史，人们看到的不仅是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也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动员的政治智慧。在众多长征史料中，有一部著作因其独特的视角和史料价值而熠熠生辉，那就是陈云（化名“廉臣”）所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2025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他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了向世界披露被国民党封锁的真相，同时也为便于在国统区传播，陈云化名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以“第三方”的视角记录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艰苦历程。今天重读此书，可以看到红军长征过云南不只是军事的胜利，也是群众动员的胜利。

　　“南京军”原来是红军

　　群众动员的前提，是让群众认识红军、了解红军、信任红军。当时，摆在红军面前的不只是崇山峻岭的阻隔，还有国民党长期宣传造成的偏见。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地方社会对红军的认识长期受国民党官方误导。在当地民众和官绅的印象里，红军“衣衫褴褛，困苦不堪，并无新式武器，而且抢劫居民者”。所以，要动员群众，先得改变这种负面认识。

　　红军进入昆明附近的嵩明、官渡等地时，因军容整齐、纪律严明，被地方官绅当成了“南京军”（中央军）。书中写道，红军开进时，“既未沿途抢劫，而且纪律甚好，买卖公平，钞票兑现，并且服装整齐，有许多新式武器，为云南军队所未见者”。这和国民党宣传中的形象截然不同，以至于沿途官绅“自以为此必是南京军，因纪律、军容远优滇军，此非南京军而谁？因此排队欢迎，且将省府命办之军米、军款全数交出，并募几百伕子与大批向导以供‘南京军’”。

　　红军将计就计，“将一切军需及伕役接收后，并应地方之盛宴。席间，由该县长一一介绍，谁为县长，谁为局长，谁为民团指挥，谁为绅士。一一介绍之后，各地方领袖并请此‘南京军’长官训话。”这时，红军首长起身，口呼“同志们”，接着宣布：“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南京军，而是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在座官绅“相顾失色”。红军没有为难他们，而是“好言安慰而去”。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民众亲眼见到了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的作风。这种亲身经历比空洞的宣传更有说服力，群众不是天然就会被动员起来的，只有当群众看到红军与旧军队不同，才可能从观望走向接近，从接近走向支持。红军在云南的群众动员，正是从这种“看得见”的宣传开始。

　　尊重群众意愿　维护群众利益

　　在陌生地域，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机动作战，能不能动员当地群众带路、运输物资，关系到长途征战能否维持。旧军队的办法往往是抓壮丁，红军则以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利益的方式开展动员。

　　在嵩明、官渡一带，红军公开身份后，第一件事不是命令民夫干活，而是召集他们开会，问清楚“是出钱雇来抑系强迫派来当兵差者”。得知大家都是“被强迫派来，并言概无工资，家中妻小亦将因本人外出而饿死”，红军当即宣布：“云南军阀官僚如何使你们吃苦，红军现决全部放你们回家”。随后又宣布：“如有人愿留为红军伕子者，每日工资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资安家”。结果，“十分之九以上之伕子及向导均愿被赤军雇用，只有十余人要求回家，当由赤军发给每人一元之路费回家。”在旧军队里，民夫面对的是饿死、累死的威胁；在红军这里，他们拿到了报酬，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

　　这种做法在巧渡金沙江时再次见效。渡河初期，船夫只有十八人，而且顾虑不少。红军一面派干部宣传优待船夫的政策，一面“优给工资”，“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这个细节正是红军群众动员最有说服力的注脚，船工们亲身感受到红军与旧军队的不同，更愿意日夜劳作帮助红军渡过天险。群众支持由此转化为战略转移的现实力量，军民同心成为红军巧渡金沙江的重要保障。

　　多民族之间的对话

　　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红军长征过云南，不仅要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也要面对多民族社会的文化环境。

　　在回族聚居的昆明柯渡镇，朱德得知有的红军战士进入清真寺时没有注意尊重回族习俗，还有的战士趁回族群众不在家拉走人家的马匹使用，立即命令部队迅速纠正，并指示宣传队在村中写下“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等标语。《见闻录》记载，红军经过昆明官渡的回族聚居区时，极尊重回族群众，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至清真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一军统帅亲自走进清真寺，与宗教人士平等交谈，向回族群众表明：红军是一支尊重少数民族信仰的革命军队。这次谈话，很好地化解了隔阂。

　　这看似只是长征途中的一个片段，却具有重要意义。在后勤极其困难、行军作战异常紧张的情况下，红军仍然坚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努力保障回族战士的生活习惯，具有鲜明的群众立场。

　　90年过去了，金沙江的涛声依旧，皎平渡的岩石依然耸立。红军长征过云南留下的不只是巧渡金沙江的军事传奇，也不只是“龙云献图”等历史谈资，更留下了一段党和红军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动员的生动记忆。红军用严明纪律赢得群众信任，用公平买卖保护群众利益，用真情凝聚人心，用尊重促进团结，把沿途各族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转化为战胜艰难险阻的重要力量，留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精神，也成为激励云南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仅“走得快”更能“走得远”的不竭动力。

　　[作者为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领导权视域下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云南抗战文化研究（1939—1945）”（项目编号：YB202660）的阶段性成果]